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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是彩色电视及实况卫星转播技术，这是第一次通过卫星向全世界直播“彩色”奥运会。《朝日新闻》指出这项技术对全世界人民参与奥运会的重要意义，而《产经新闻》则刻意强调，“只有日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事实上，电视在日本人体验奥运会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生活娱乐的象征，成了新的“三件神器”之一。“三件神器”原本指的是代表天皇正统性的“草薙剑、八尺琼勾玉和八咫镜”。但在天皇制解体以后，随着1950年代经济恢复，人们就开始追求自己的“三大神器”，即“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和冰箱”。经过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后，“三大神器”又变成了“彩电、空调和汽车”。从这里也可以明确看出，作为民族主义象征物的“三大神器”，从天皇的正统性转变成了科技消费主义。用这种经济上的成功掩盖军事上的失败的心理过程引发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担忧。例如，三好将夫就指出，“我们新任务的本质不只是拆解天皇或集体的意识形态，而且要建立自由的个人主义式的主体性（a liberal individualist subjectivity）。但我们有意与西方竞争，却又不幸注定成为‘终极的消费主义式的空洞’，只是以购买行为来肯定和重新确保个人”。
奥运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盛会之一，马卡龙（John J. MacAloon）就说它是一个“全球规模的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 of global proportion）”。这使奥运会成为日本人创造、表演和消费民族主义的一个绝好机会。日本人力图凸显的是，现代与传统如何完美地在日本合二为一。这与19世纪中后期日本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技术”（和魂洋才）的口号惊人地相似，日本人非常渴望让来访的西方人认识到，日本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与此同时，他们又把自己作为非西方和欠发达国家的典范。言下之意是，他们推销日本仍然拥有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而这种隐喻，在战争年代也正是用来强调日本的正义和纯洁。
在一本官方的英语版东京奥运指南书中，它强调东京拥有“所有最新的便利设施”，特别是在公共交通方面，因此，“游客将有一切机会看到和享受……所有传统的日本魅力”。本指南将现代与传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将其覆盖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日本。艺妓和神龛的传统形象与铁路、政府大楼和国际机场相匹配。这里传达的信息是，日本拥有与任何西方国家相似的现代交通和政府，但仍有其传统和异域文化。国际奥委会还分发了一份日本古代首都奈良和京都的旅游指南，而这本指南的介绍纯粹侧重于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最后，国际奥委会还收到了一份日本商品的纪念指南。一方面，它列出了日本提供的现代技术，如照相机和望远镜，并可以强调“日本的光学工业最近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另一方面，它还提供“许多只有在日本才能获得的美丽纪念品”。例如它“展示了一个特定的地方或时代的洋娃娃”，日本到处都是“艺术品，如壁挂、木版画、历史画和古玩……随处可见”。
火炬传递的第一站是当时仍在美国占领下的冲绳。冲绳和日本本土的大众媒体都认为这象征性地重申了日本对该岛的主权要求。他们呼吁冲绳岛与主要岛屿和平统一。这将有助于将旧的战时日本与新的和平日本统一起来。接着火炬抵达日本宫崎县的四个主要岛屿，那里自称是“众神之家”。根据神道教的神话记载，众神首先居住在那里。抵达后，火炬首先被带到县政府办公室，受到政界人士的欢迎，然后被护送到神社祈福。之后，它被带到“和平塔”举行仪式，当晚在该县公民面前展示。“和平塔”是对现实的重新创造和对历史的改写。它始建于1940年，也就是日本第一次申请到奥运会举办权但由于战争不得不取消的那一年。它原本是为了纪念神武天皇“纪元二千六百年”而建的极具军国主义色彩的战时纪念馆。这上面刻着“八纮一宇”的字样，象征日本统治亚洲和世界的战时口号。战争结束后，美国清算军国主义时删除了以上文字，但纪念馆被保留了下来。就这样，同样一个物品，既可以用于宣扬和平，也可以用于鼓舞战争。
2021年距离1964年已经过去了57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日本的国际形象也在不停转变。首先是经历了经济高速成长后，形成了傅高义所谓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o.1）的经济奇迹。这里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墨菲特意提醒道，这种“奇迹”的意义在于，它“是通过民主的非强迫的方式”实现的。在1960-64年担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提出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使得国家的财富得以平等地分配至普通民众，而非像战前那样，大量地集中在政府和重工业领域。同样很有意思的是，尽管财富的分配方式改变了，但是财富（资源）的分配主体通产省（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并没有改变。日本人不论是战前还是战后都没有笃信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当然也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也持有怀疑，其自身形成了一种市场受到政府严格监督与协调的经济体系。
日本国内很多分析人士指出，东京奥运会是“将东日本大地震的复兴成就展示给世界的好机会”。早在2011年6月，大地震刚发生不到3个月的时候，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呼吁这么做了。他很明确地将此次的申奥行动与1964年进行对比，“和战后一样，在通往复兴的道路上举办奥运会会更有精神”（《朝日新闻》2011年7月17日）。这种利用灾难的申请策略得到了奥委会的同情，据说这是东京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正如吉见俊哉所指出的一样，“未来，日本需要的不是重复那种曾经的成功模式，而是需要价值观的根本性转变……要从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转向‘更愉快、更灵活、更持续’。与1964年不同，人们对2020年的期待不是（经济）成长的梦想，而是对生活质量的充实、对应付各种风险的能力以及对可持续性的信赖。从‘大量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向‘文化和知识的循环型社会’转换。我们要快乐、灵活地、持续地维持文化和生活。因此，如果东京奥运会不能展示出体育运动能起到很大作用的话，举办奥运会就没有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