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365亚洲官方网站(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

　　周南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般的行政干部，她有研究生毕业水平的幼儿教育学历，而师大幼儿园也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它是教育系的附属实验幼儿园，她调来北京之前，在南京师大教育系和实验幼儿园的工作是得到系领导大力肯定和支持的。她到北京师大幼儿园当院长后，仍然和从前一样，一边做行政工作，一边搞幼教实验，没想到，这倒成了她的“罪状”。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她原来在南京师大幼儿园兼任院长时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中，居然有人跑到北京来贴她的大字报，与本地的“造反派”们联合批判她，说她当年在南京就是抓幼教实验的“修正主义分子”，说她走白专道路“十八级台风都刮不回头”。这些话现在听来像是表扬，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还真是有些人带着极大痛恨说出的恶语中伤。

　　那么，干校的“苦”来自哪儿呢？当然不是来自从劳动，我爸爸说：“在干校里，劳动也是一种权利。”而吴敬琏劳动的权利很快就被剥夺了。“五七干校”并不是一个使知识分子四肢发达的“乌托邦”。首先在领导位置上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就不喜欢他们这些知识分子，而且干校也和全国一样，阶级斗争一天也没停过。他们刚到干校不久，就已经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身边一个又一个人被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在吴敬琏所在的七连里，办案组用逼供信的手段，让这帮知识分子人咬人——先打一个，再让他交待出下一个。其实根本没人能说得清“五一六分子”的标准是什么，好像只要能与“破坏分裂党中央”挂上边的，无中生有、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反周恩来是“五一六”，反康生的也是‘五一六“；反是“五一六”，而却在揪“五一六”的期间栽了下来；反陈伯达是“五一六”，而后来陈伯达自己却成了“反革命”。。。。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自从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被管制起来后，回家探亲的权利也没有了，所以我爸爸从1969年下去到1972年上来，中间从没有回过家。其间我妈妈去看过他两次。一次是1970年北师大要妈妈去山西临汾“五七干校”，她坚持要在下去之前到河南去看一次丈夫，但是没有被批准。她当时心里完全没底，因为没人知道这一下去，何时才能回来？还能不能回来？一家人可能从此永远天南海北，所以她怎么也要想办法在去河南之前与丈夫见上一面，商量一下家里今后的事情。于是，她对“军宣队”说她牙坏了，需要几天时间在北京补牙，然后就直奔河南息县去看我爸爸。1971年她又利用自己干校放假的时间，到爸爸干校的新址河南明港去看过他一次。当时管我爸爸的“军宣队”见“反革命”居然还有家属来看访，对她就不太客气，而社科学部的老熟人们也不敢跟她打招呼，只有周叔莲和夫人彭韵倩悄悄地跟她说过话。

　　这是经过高度筛选的一组人，对于他们的共同特点，我可以尝试着总结一下，如果让吴敬琏自己说，他的用词可能会与我的不同。在我看来，首先，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在为大众谋幸福中追求个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是“老派人”，早年因理想而入党，在夺取政权后又没有被官僚环境同化；第二，他们是有大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许也有能力一钉一铆务实地为人民的生活添砖加瓦，但他们却选择了做理论家，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深谋远虑的思想去寻一个“道”，找一种正确的方式；第三，他们是具有世界性眼光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对中华民族有一种使命感；第四，他们在年龄上接近吴敬琏的父辈，吴敬琏对他们的英雄式崇拜，可能与他自己幼年丧父的心理情结有关。

　　当下一次听我爸爸谈顾准的机会到来时，我决心要探索一下他在这事上的感情世界。那是2006年秋天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傍晚，有位朋友帮我们录像。我刚刚从美国回来，苦不堪言地受着时差的折磨，事先我就跟爸爸说好了：我一会儿肯定会闭眼。看见我闭眼，你也别管，接着讲你的就是了。果不其然，我爸爸刚开讲时，我还看着他点头，点了两下之后眼皮就开始打架，很快就困得前仰后合，坐都坐不住了。没有经历过时差、或时差反应不厉害的人不知道，由时差导致的该睡的时候不睡和不该睡的时候想睡的反应，其强烈程度，是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跟瞌睡挣扎着，在云里雾里听见我爸爸讲到了干校、劳改、顾准，讲起了顾准跟军宣队的人说不看《圣经》就看不懂列宁。。。。。。跟吴敬琏说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要守机待机。。。。。。“打开行军床休息”。。。。。。睡着了，。。。。。。顾准死了，。。。。。。推他去太平间。

　　1972年，吴敬琏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成了当时所谓的“逍遥派”，意思是不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因为当时的上班就是搞运动，所以班也不大去上了，每星期只例行去单位三个半天。可吴敬琏是闲不住的。首先，他再一次热情地重做他少年时代的梦，做一个自己动手、直接创造生活的工程师——他迷上了装半导体收音机，从两个晶体管的开始，然后装四管、八管，逐步升级，每次从单位一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插上电烙铁，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因为不肯放下手中的活儿去吃饭，饿了就让妈妈往他嘴里喂馒头，嘴里塞着食堂里买来的粗硬馒头，又懒得喝水，结果经常噎着，有一次，一块烤馒头在嗓子眼卡住了，事后嗓子痛了一个星期。我妈妈看他这样，生命有危险事还算小，再这样下去，闹到要转专业的地步事可就大了，所以在吴敬琏把电器材料买回来，准备研究怎样装电视机的时候，她断然在悬崖处勒住了他的马。否则，就凭他那点聪明才智和钻研精神，后来中国真就可能少了一名经济学家而多了一名杰出工程师。

　　吴敬琏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手中的电烙铁（事实上，他曾经指望将那电烙铁像接力棒一样地交给他的两个女儿，先给大女儿一个旧收音机，鼓励她把它拆掉，说是拆掉后再学会把它重新装好，结果大女儿对它一根指头都不碰，更不提学装收音机的事。后来他又将一支电烙铁作为生日礼物送给8岁的小女儿，还亲自教了她一阵这门手艺），继续他在“五七干校”时在顾准启发下开始的英文和历史的学习。这次他准备啃的第一部英文原著是《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著作一共有10册，一册500页，10册共5000多页。妈妈从北师大图书馆将那些铺满了灰尘，长久无人碰过的书借回了家，吴敬琏给自己订了一个计划：每天必须读完50页。然后他就翻开了第一页，一页一页地看下去，雷打不动。

　　我奶奶也是对的，因为如果没有她为我们这一代的妇女铺平了道路，我们哪来选择的权力。我又怎么可能有机会坐在这里堂而皇之地说，工作或者不工作、裹脚或者不裹脚全随我？另外，我的选择也是出于我不如奶奶能干。奶奶从来没有因为忙她的事业而不管孩子，从整本书里你都可以看到，三个孩子对她是多么重要。另外还有许多她和孩子们一起做的小事情，我都省略了。比如，她和陈铭德在30年代去日本买印刷机，专门买了新式唱片回来放给孩子们听；她喜欢在午后安排一个点心时间，给孩子们推广她新学到的营养学，一会儿全家每天必喝菠菜猪肝汤，一会儿又换了稀饭加生鸡蛋；她除了每年暑假必给孩子们请好家教，也曾亲自带着孩子们做菜，背诗和游泳等等。我奶奶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她做到了事业和孩子两不误。我只能自愧不如。以我的能力和精力，只能选做一样。所以我的人生是分阶段过的，没孩子的时候，我是个人主义者；生了孩子们，我成了母亲，就只能做母亲；孩子们上学了，我又有了新的兴趣和事情。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觉得这样的选择还不错，孩子只能小一回，长大了就不会再变小；而事业在那之前和之后都还能再有。我的父母其实也做不到事业和孩子两不误，但他们多数时候选择了工作。至于他们在心里是如何将这件事摆平的，不是我这个异时、异代、异地的人能够理解的。

　　近五六年来，瑜伽在美国成为百姓和专家公认的精神减压和辅助治疗一些身心病痛的有效方式。而我开始教瑜伽之后不久，就得以将我在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融合进去。大概是在我建立自己的瑜伽工作室不到半年的时候，有一位患有心理恐慌症的姑娘经她的心理医生建议来跟我学瑜伽，与我多数年轻的瑜伽学生们不一样，她对瑜伽体操方面并不十分热衷，只是渴望通过瑜伽来减轻时常发作的心理恐慌。于是，我将她每星期来我这儿的一个小时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里我带领她做一些温和的瑜伽姿势（当然仍然是和调息与冥想相结合），然后进入大休息。大休息时我用语言引导她做一些观想的练习，效果很不错。从那之后，我开始把瑜伽、观想、催眠等等方法结合起来，为那些在身体方面或精神上有问题的病人，专门设计适合他们个人的一对一课程，效果很理想。